汪寿阳，现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研究决策分析、运作管理、金融管理与经济分析等。在国内外出版学术专著十二部和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百三十余篇论文。先后获得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中科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北京市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听说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有个副院长叫汪寿阳。他搞了一些经济预测，挺准的，因而名气也挺大。我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月29日，在与他约好的采访时间，我来到了他的办公室。结果这位副院长又被临时通知参加一个会。我就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材料。 面对汪寿阳的学习经历和他的研究成果，让人感到一头雾水：本科时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研究生学的是运筹学。可如今他却活跃在经济学和管理科学领域，并且远远不只是在国内学术界活跃，国际上也常有他的声音。 我们研究的一周内国际上6种主要货币的汇率预测精度、市场运动方向的准确性在世界上是最好的 汪寿阳坐在了我的对面，打开了电脑，为我演示他所在的实验室的网页，“外汇汇率预测系统网、中国基金网、国际油价预测研究网、中科-格林期货指数网”便映入了眼帘。我的疑问也随即产生：这好像不是数学家们所能干的，也不像是一般自然科学家力所能及的。汪寿阳笑了：“不要以为数学院里都是数学家，我们这里也有一些国际知名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汪寿阳所在的实验室叫“中国科学院管理、决策与信息系统重点实验室”。汪寿阳兼任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每天还管理着外汇汇率、基金、国际油价、期货指数4个网站。汪寿阳带领着一个团队研究并提出了新的方法论，用智能、计量经济建模、文本挖掘、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来预测汇率、基金、油价、期货的走势。 “我们研究的一周内国际上6种主要货币的汇率预测精度、市场运动方向（即汇率升、平还是降）的准确性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我们预测的汇率相对误差在1/1000以下，而国外在4/1000左右；我们预测的汇率运动方向准确性在76%%左右，而国外的准确性为67%。”汪寿阳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库，为政府高层决策提供科学根据 实验室挺高产的，每年，都要向中央提供30—40篇的政策研究报告。让汪寿阳自豪的是，仅去年，温家宝总理就在这个实验室呈报的6篇研究报告上做了批示，其中5篇是由汪寿阳主持的研究报告。 去年，在人民币升值之前，汪寿阳接受了一项紧急任务：分析人民币升值从1个百分点到18个百分点分别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出口贸易等将产生什么影响。有关部门要求两周内拿出研究报告。汪寿阳带领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研究、分析了大量材料，建立经济模型，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向有关部门呈送了高质量的研究报告。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国家的一个重要思想库，为政府高层决策提供科学根据。几年来，我们报给中央的研究报告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说此话时，爱笑的汪寿阳脸上荡漾着春风。 我属于不怎么上课的学生，但不是不学习的学生 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一个学自动控制的人能够成为一名经济分析方面的专家和知名的管理学家。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自动控制专业，但这并不是我的报考志愿。”汪寿阳如是说。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年汪寿阳踏入研究自动控制之门一定是天方夜谭。 汪寿阳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前，在农村插队的他一心想当一名医生，用手术刀解除病人的痛苦。因此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第二志愿都是家乡江苏省内的医学院。但他高考时发挥得不错，分数很高。也不知为何，他就被“调剂”到了广东中山大学，并且进了当时最热门的专业———自动控制专业。“录取通知书一发下来，我直发蒙，连中山大学在哪都不知道。”汪寿阳在呵呵的笑声中回忆着多年前的往事。或许，从那一刻起，注定了中国要少了一位优秀的医学家，但多了一位出色的管理学家和经济分析专家。 “我属于不怎么上课的学生，但不是不学习的学生。”改革开放之初，中山大学在国内较早地试行免修和“学分制”。在开一门新课之前允许学生先参加一次考试，只要你的成绩过了85分就可以免修这门课程。这一制度对汪寿阳来说如鱼得水，他自学了许多课程，然后考试、免修。他一直对数学很感兴趣，就跨系考了许多数学课程的学分。“当然，我的自动控制专业的课程也是学得不错的。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就有论文发表，而那时大学生能发表论文的很少。” 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前、对数学极感兴趣的汪寿阳，于1982年考上了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所学的专业是运筹与控制。拿到博士学位后，汪寿阳把主要研究方向确定为冲突分析与谈判设计，并由此逐步迈入了管理科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汪寿阳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人们所认为的社会科学———管理科学和经济学领域自由驰骋。他先后被德国《Optimization》、美国《InformationandManagement》和荷兰《EnergyEconomics》等12种国际重要期刊以及《管理科学学报》等8种国内学术期刊聘请为主编、领域主编、副主编或编委。 也谈不上毅然决然，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一定要回国效力 1986年，汪寿阳从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拿到博士学位。次年初，他便出国到荷兰Delft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我主要是研究冲突分析与谈判设计。我认为这些研究肯定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有用。我的荷兰合作导师希望我在国外发展。但我还是决定回国服务。”1988年7月，在荷兰的研究工作结束后汪寿阳就回国了。“也谈不上毅然决然，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一定要回国效力。” 汪寿阳把他的根深深地扎在了祖国。尽管1988年后，他又曾多次出国工作访问，做客座教授、访问教授，但他始终不忘为国家服务。1983年，汪寿阳成为中科院第一批硕博连读的5名研究生之一。如今那4位研究生都在国外当教授，只有汪寿阳留在了国内。他说他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现在工作得很愉快。 汪寿阳没参过军。但他说自己曾经“当兵三年，报效祖国”。 1997年初，有关领导找到汪寿阳，希望他能够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去担任常务副主任。喜欢搞研究工作的汪寿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是同意了去基金委工作。他说：“在欧美，包括韩国都有男人必须当兵的制度。我想我为基金委工作3年，就当是为国当兵3年吧。”对于热衷于从事研究工作的汪寿阳来说，做3年半的行政领导工作无疑是一种奉献。 3年半后，“兵役”期满，汪寿阳又回到了中科院从事研究工作。有人不理解了：你在基金委是正局级领导，怎么又回到中科院做一个普通研究员了？汪寿阳真心地说：我就喜欢学术研究。 每个人的知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千万不要期盼只通过一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去解决重大的社会难题 汪寿阳是个爱学习的人。他不断地学习各种知识，特别是尽可能多地学习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我自己是属于比较爱学习的人。我们这里每年举行学术讲座，我常去听，特别是那些代表未来科学生长点的讲座更是必须得听。”除了这种学习外，汪寿阳还注意向合作伙伴学习。 2001年10月，汪寿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认识了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Cornell大学教授洪永淼先生。洪对汪讲，自己开发了一种新的计量经济方法。汪寿阳认真听了他的介绍，之后又专门找出洪的论文仔细研读。洪的理论虽然“很漂亮”，但较为复杂，所以过去成功的应用不多。但汪寿阳经过认真思索，用此理论解决了有关几个石油市场的关系问题，提高了对国际石油市场的走向判断及油价预测的准确性，现在汪和洪成为了亲密的合作伙伴。 汪寿阳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每个人的知识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从不认为自己的知识水平比别人高。他强调的是，要用团队的力量，整合各种知识，利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研究中所遇到的难题。“千万不要期盼只通过一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去解决重大的社会难题。”这是他的一贯思维。 在汪寿阳领导的团队中，有人擅长运筹学和经济学，有人擅长数学建模和分析，有人擅长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还有人擅长计算机技术……他们优势互补，彼此渗透，获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