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诗人蔡天新的两卷本作品集近日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其中《南方的博尔赫斯》是作者在拉美数学访问一年的实录，此书前五章讲述了作者在哥伦比亚、巴西、乌拉圭、阿根廷、巴拿马、智利、古巴等国滞留的亲身经历，尤其以对“毒品之都”和“死亡之谷”麦德林的描绘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同时推出的另一本书是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的传记《与伊丽莎白同行》，此书系作者在美国乔治亚大学访学期间，以假期旅行为线索，追忆了这位美国最负盛名的女诗人的传奇一生。近日，本报记者对这位以诗歌、旅行著称的数学教授进行了专访。
周游世界的“数学行者”
采访者：本报记者 麻晓东
受访者：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诗人 蔡天新
记者：您的新作《南方的博尔赫斯》是关于在拉美数学访问一年的实录，请您谈谈当时的工作与生活情况。
蔡天新：1999年夏天，我在罗马参加两年一度的19届欧洲数论大会(Journees Arithmetiques) 期间，认识了哥伦比亚数学家吉尔伯特·加西亚·普尔加林。他是创办于1805年的安第基奥大学数学系教授，曾经担任过理学院副院长、哥伦比亚数学会副会长。他说他们系里正在招聘一位访问教授，希望我去竞聘。那时我刚看过德国数学家哈尔莫斯的自传《我要做一个数学家》，其中一章讲到了他在乌拉圭的访问，因此对南美有了向往之情。不过，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会讲西班牙语，如何到那里工作，尤其当他告诉我除了指导研究生，还要给本科生开课。没想到他回答说只要英文好就可以了，因此我回国后就给他寄去一份简历和申请书，几个月以后，他回信说学院通过了。
尽管有一些朋友劝告我安第基奥大学所在地麦德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仍然在新千年的3月初动身经英国去了哥伦比亚，浙大这边按规定是“停薪留职”。到了那里我才发现，他们的工资与博士毕业年限、论文级别和数量直接相关，但只体现在工资上并不对教授定岗。让我欣喜的是，他们把我的文学书籍也算在业绩之内。第一个学期我用英文开了门课，同时努力学习西班牙语，第二学期用西班牙语讲《抽象代数》。除了上课，指导研究生之外，我和吉尔伯特还合作申请到了哥伦比亚国家和省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一项。虽然我在哥伦比亚没有遇到危险，也去了不少城市，或讲学或朗诵诗歌（我的西班牙文版诗集在我离开后也在那里出版了），但夏天（南半球的冬天）我妻子前去探亲时，我们仍然安排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一年以后我谢绝了安大的挽留如期回国（直到今天那边的教授工资仍比我们高出数倍），我独立申请到了题为“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和皮扎尼克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那年浙江大学申请到的14个项目之一，那年浙大外语学院也申请到了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有一位副院长挂帅）。这也是《南方的博尔赫斯》一书的由来，同时我也率先把拉丁美洲最负盛名的女诗人皮扎尼克介绍到了中国。至于更为详尽的生活和工作，那要请大家读我的书了。最近我接到吉尔伯特的来信，那里的治安状况比原先好多了，今年7月他们将承办拉丁美洲代数会议，并给我发了会议通知请我在中国宣传张贴。
记：在《南方的博尔赫斯》中您写到了拉丁美洲“一次数学家的盛会”，很多媒体称您为诗人、旅行家，您的诗歌也被翻译成15种语言，同时应邀参加了世界各地的诗歌节和文学节，英文版诗集也在去年出版了。但同时您又是一位大学的数学教授，那么，在您的生活中，更喜欢数学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或旅行？在文学创作中，您是否更愿意谈及数学，或是避开它？
蔡天新：每个人都喜欢旅行，许多人一生都怀有周游世界的梦想。文学创作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但能够坚持下来的却不同。从事数学研究的人虽然不是太多，可是由于这是一个生活有保障的职业，绝大多数人一直从事这项事业直到退休甚至会返聘。我在写诗的时候自然很少谈到数学，但有几首献给数学家的诗，如《数字和玫瑰》（毕达哥拉斯）、《笛卡尔》、《1637年的一个清晨》（费尔马）。随笔和游记写作就不同了，我经常谈到数学。在我看来理学（尤其是数学）与文科的关系，至少比它与工科的关系要近。
记者：在大部分人看来，数学研究和诗歌创作是两个相距甚远的事物，您是怎样把它们结合起来的？是您的经历还是兴趣使然？
蔡天新：是偶然因素使然吧，数学家中有各种才能的人，同样，诗人中也有从事各种行业的。我写过一篇《数学家与诗人》，专门探讨过数学与诗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记者：在一篇介绍您的文章中，我看到作者说“蔡天新极少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提及旅行或诗歌，学生们只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注重启发和引导的老师”，“数以百计的学生买了老师的书后惊叹不已”，并认为您给枯燥的数学系带来了勃勃生气。那么，您在教学工作中是否也很注重培养学生人文方面的素养及爱好？
蔡天新：应该说是的。最近，我在为《数学通报》创刊70周年所作的演讲中谈到了法国数学的良好传统，即人文主义精神。巴黎有一百多个街道、广场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20个街区也是以双曲螺线依次排列并用阿拉伯数字命名，甚至有不少法国数学家都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如笛卡尔、帕斯卡尔、庞加莱等等。法国人把数学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方人往往对数学和数学家有着一种天生的偏见，认为搞数学的人都是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在这种氛围下，大数学家很难层出不穷地产生，比如印度，自从拉曼纽扬以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似乎再也没有诞生他那样的天才。
记者：很多年来，国内的科普创作一直处于一种低潮状态，有学者认为，国外优秀的科普作品往往是由著名的科学家创作的，他们可以用科学和文学两支笔来写作，而国内的科学家则大多疏于文字，因此，很难有好的科普作品产生。对此问题您有何看法？
蔡天新：我对“科普”这个词一直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词的提法不妥，说得严重一点，甚至部分地伤害了科学本身，拉大了科学与公众的距离。事实上，有些科学知识需要普及，另外一些并不需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认识，多年以来，我们在既深刻又通俗地阐明科学思想、科学精神方面做得很不够。真正的科普只是把科学知识通俗化的那部分，比如《十万个为什么》，而科学史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工作者要做的事情比这个要广泛得多。除了阐明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以外，还需要探讨科学家的精神世界、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哲学等等。以数学为例，我们非常需要莫里斯·克莱因和E·T·贝尔那样的大家，前者的《古今数学思想》和《西方文明中的数学》和后者的《数学精英》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要改变这方面的状况，需要引起有关方面领导的重视。